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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时代的脚步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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葫芦岛人才我今年刚退休。回想三十多年的教师生涯,有很多感慨。我是80年代初登上大学讲台的,专业是中国当代文学。那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年代。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桥头堡不在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学,而在文学。历史转型大幕拉开之初,一批作家凭着敏锐的感知先行一步,大胆闯入一个又一个政治、历史禁区,接二连三地用作品提出新的社会问题。这个大背景,给我的当代文学课堂带来了旋风式的推动力。

葫芦岛人才初上讲台几乎和朦胧诗的争议同步。那时,一旦读到好的诗,不等文坛有评论,我已经拿到课上,比如北岛的《回答》、舒婷的《致橡树》等。我与学生年龄相差不多,太能产生共鸣。不管理解得深浅,拿来一读,课堂上便兴奋不已。还有小说、戏剧,出来一部轰动的作品,师生都会共同沉浸在阅读的亢奋之中,课上课下有着共同的话题。即便争论,也是那么平等、亲切而有兴致。学生赵勇,在作业中评论《黑骏马》,我感觉他有独到的见解,建议他给报刊投稿,还写了推荐信。他虽没用此信,在一家刊物也命中了。从此,他自信发表文章并不神秘,也体会到创见的乐趣。他后来对我说,这次投稿决定了他的一生取向。他现在是北师大教授,在文坛相当活跃当时,我工资菲薄,养家糊口所剩无几,却是一生中自费买书最多的一段时期,比如新出的《走向未来丛书》、《面向世界丛书》等。新书在图书馆、资料室上架太晚,且未必有。读这类书,我如饥似渴,不光是为了给教学充电,更是让精神世界获得一次洗礼。那确实是一生中教学相长最愉快、最充实的时光。90年代末,我进入另一所大学教书。就学校本身的层次而言,新的学校地处北京,又是提前录取,相对来说,生源质量应当更高,但我却感到了迷茫。大学应当是追求新知、探索科学的园地,实际上精神性的追求渐行渐远。实用理性已居于主导地位,价值理性被挤到边缘。周围虽不乏坚守80年代精神的同事,但整个社会的风气变了,校园的风气也不得不随波逐流。当权力和金钱成为学生和家长的期望目标时,连人文学科的存在是否必要都成了问题。我所在的中文系,新生较少是第一志愿,多是从其他专业调剂而来。如还想重温80年代的旧梦,面对的是巨大的错位。在某些学生的眼里,我甚至像堂吉诃德一样可笑。有一次我将王小波的《一只特立独行的猪》拿到课堂上与学生讨论。一个学生说:“我知道王小波这篇文章的意思,他想说人在社会中受到的限制越少越好,那些总想设置别人生活的人应该少一些。其实,不受限制是根本不可能的,他说这些没有用。最近我读了戴煌的《九死一生》,戴煌的倒霉是他自己找的,他不说那些话,不提那些意见,也不会有那样的下场。”这位学生还不满20岁,戴煌是他的祖辈,王小波是他的父辈。上两代人给他们留下这样的人生教训,真让我无言以对。我和戴煌先生很熟。50年代,他未满而立之年,已是新华社驻越南的首席记者,胡志明待他为上宾。回国后组织上又送他学外语,进一步深造。放到今天,要让多少青年羡慕不已。但他面对初露端倪的腐败不愿意闭上自己的眼睛,直言批评神化与特权,以言获罪,险些丢了性命。如果仅仅权衡个人得失,的确太吃亏了。我们今天比四五十年前多了一点表达权,正是一批又一批戴煌式的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结果。我不能要求青年学生都像戴煌那样奋不顾身,但是希望人们对那种人生追求保持必要的敬意并不过分。当学生时就已将混世视为最佳的人生哲学,那我们可能永远走不出中世纪。我没有责怪学生的意思,学生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看法,是因为生活中谎言确实能带来实惠,面具还是安全的必需品。80年代学生嫌老师保守,现在学生嫌老师激进,我必须认真思考自己的定位。

葫芦岛人才
由于文学创作主流的精神日趋矮化,如何让自己的讲坛保持活力?我思考再三,决定立足于公民教育,开设一门名为“大学人文”的选修课。人文虽然也沾了一个“文”字,内涵却比文学广阔太多,几乎涉及当代生活的一切价值焦点。什么是大学,什么是大学精神?个人与国家、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应当怎样定位?我们被遮蔽了哪些历史,我们要重建什么记忆?我有重点地选择这些问题与学生切磋。当学生明白了这门课的真正内涵后,选修的越来越多,让我着实高兴了一番。学生在作业中反馈:“‘大学人文’这门课,犹如推开了一扇从未推开过的窗户,使我呼吸到了一股从未呼吸过的空气,感触很多,让我体会到民主自由才是公民生活安宁和谐的起点。这是一条很长的路,也许要几代人努力,但如果需要,我愿意随时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奉献自己的青春。”有同学说:“老师说‘要活得明白’,使我们开始审视原来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些东西。这门课还使我们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,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世界,看待其他地区和民族文化。”还有人说:“这门课教会了我:要有自己的思想,要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,不轻易否定,不盲目跟从。中国现在的大学教育不能算是精英教育,它的门槛儿在降低,它更需要一种人文的滋养,去抵消功利世俗与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。”这门课我一直讲到退休,越到后来,选修的学生越少了。现在,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,对于他们,谋生和发展的难题很实,公民社会的理想很虚。就算我努着劲儿把课堂营造成理想国,一下课他们还要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。钱理群先生悲哀地预言:“今天的大陆大学教育已经被绑上就业的战车,也迟早有那一天:凡是与就业无关的教育,都进不了大学的课堂!”如果真是这样,我能在高校生涯的最后一程逆流而上,和风车搏斗一回,倒成了一种幸运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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